其他回答:b 试题分析:① ③选项观点正确，符合题意。将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范围，可以调整产品结构，引导居民消费方向，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因此被选中。(2) (4)错误的选项观，扩大资源征收范围不能直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所以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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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实施较大幅度减税、减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了三大措施:保持增值税“五五分成”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抵退税分成机制，后退消费税征收环节，稳步下移。

专家认为，这一政策既能保证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平衡和稳定，又能适度缓解地方财政资金矛盾，有效调动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维持制造业和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目标。

《纲要》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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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持现有金融结构的总体稳定。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稳定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巩固增值税“五五共享”等收入分配改革成果。

(二)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共享机制。按照深化增值税改革和建立退税制度的要求，在保持中央和地方退税比例不变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和优化地方分享方式。

(3)稳步推进和完善地方税制改革。及时调整和完善地方税制，培育和扩大地方税源，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收作为地方收入，增强地方应对较大减税、减费的能力。

《建议》提出了三大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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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增值税“五五分成”比例稳定。

《国务院关于印发增值税改革试点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收入分配调整过渡方案的通知》确定的2-3年过渡期结束后，增值税收入分配“五五分成”比例保持不变，即中央和地方按照纳税地点分别分担50%和50%的增值税。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扩大税源，增强地方财政的“造血”功能，营造积极主动、竞争务实的环境。

(二)调整和完善增值税抵扣和退税共享机制。

建立增值税退税长效机制，根据财政收入情况确定退税规模，五五期间保持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不变。为缓解部分地区退税压力，先将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从企业所在地总负担(50%)调整为15%，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共同缴纳，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份额均衡分担。超过应分摊部分按月从中央财政转移到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合理确定省级以下退税分担机制，有效减轻基层财政压力。具体办法由财政部研究制定。

(3)收回消费税征收环节，稳步拉低地方。

按照完善地方税制改革的要求，在可控征收管理的前提下，将目前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部分消费税项目逐步移回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扩大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具体调整项目已充分论证并逐项报批，然后稳步实施。首先对条件成熟的项目进行改革，如高档手表、贵重首饰、珠宝玉石等，然后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试点改革。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政府解决，增量部分原则上属于地方政府，以保证中央与地方现有财政结构的稳定。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该计划还要求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并促进配套改革。

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关系，构建更加稳定的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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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权和财权分配是本轮财税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需要根据财税体制的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在共同探索中进一步磨合。基本原则是既要保证中央的领导，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双元制的合作，重视协商、协调和沟通合作。

“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调整政策的出台，是建立在充分保证分税制改革有序推进和中央和地方整体利益稳定的基础上的。在连续大规模减税、减费政策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加大。财政资金引入的调整政策趋于紧缩，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中国金融协会绩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逸群认为，这一政策既能保证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平衡与稳定，又能适度缓解地方财政资金矛盾，还能有效调动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认为，提高地方收入的比重比幅度更重要。10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较大规模减税、减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以保持现有财政结构的整体稳定，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享机制，稳步推进和完善地方税制改革。该方案的总原则是增加地方税份额的比例。虽然这是开始，初期比例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在减税减费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下，方向很重要，预计未来房地产收支压力可能会有所缓解。

张逸群表示，调整政策涉及预算管理、税制改革和政府间财政资源分配的财税改革，可以理解为在大规模减税背景下全面系统推进财税改革。其实质是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关系，稳步实质性推进从生产到消费的消费税制度改革，稳定和增强地方财政储备调度能力。这不仅是中央与地方财政资源分配的改革，也是地方之间财政资源转移的改革，将惠及增值税高支付、消费能力强的地方，从而实现维持制造业、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目标。

李超表示，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改革措施来扩大地方收入的比重。而地方税的设立可能还是会提上日程。

李超解释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份额，以及地方政府的收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导致财权和行政权不匹配，这也可能为债务隐患、过度依赖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和过高的房价留下隐患。这项改革旨在扩大地方政府的比例。我们期待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并期待未来的改革措施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此外，要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财权和行政权不平等的问题，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建立和完善地方税收制度。此次改革还提出要及时调整和完善地方税体系，培育和扩大地方税源，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收作为地方收入，增强地方应对较大减税、减费的能力。目前环保税已经实施，未来有望建立更多的地方税。

张逸群指出，这一体制调整和税制建设政策不仅充分考虑了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而且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稳定的政府间财政分配格局做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既能缓解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又符合财税改革的长远总体规划和发展预期，对于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证券日报》

90年代初，据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介绍，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就是当时经常提到的“两个比例”，逐年下降。为了渡过难关，他还向主管银行的朱总理借钱。朱总理问:“你什么时候能还钱？”最后没借给他。

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2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3年的12.6%。

刘仲礼在会上抱怨:第一个同志还当财政部长的时候，有夹克衫和裤子穿；干部C在位的时候还是有衬衫的，这里只剩下马甲短裤了！话音刚落，一位与会者就跟刘仲礼开玩笑说:“你可能丢了背心，只有裤衩。”。

中央的软弱和尴尬可见一斑，但刘仲礼没有意识到的是，他马上就要穿棉袄了。

第一，铁腕朱推行分税制

1993年3月，刚毅有力、铁腕改革的总理将他的“第一步”放在分税制改革上。

在当年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他恶毒地说了一句话: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的收入只有40%，支出是50%。中央政府不可能每年都继续借钱！这种情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必须加以调整。

1993年9月至11月，为推动建立新的财政体制，朱总理率工作组，在海南、广东、上海、天津等17个省市进行了74天的分税制谈判，以解决地方实施的阻力。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将现行的财政承包制改为分税制。

《决定》指出，“近期改革的重点是将现行的地方财政承包体制转变为基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合理划分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制度。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制。三是完善和规范双预算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不再由银行透支，而是通过发行长期和短期政府债券来解决。”

那天晚上，一个爱写日记的领导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11月14日星期日，晴到小雨

下午，三中全会召开，决定顺利通过。我认为，《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成就是通过分税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二，1994年，分税制登陆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安排，从1994年起正式实行分税制。

主要内容: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在分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范围；设立两套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纳税申报和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是什么意思？即在财政体制中，不再有任何责任和划分，而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按税种划分，哪些税种由中央征收，哪些税种由地方征收。”

——朱总理，1993年全国财税工作会议

1.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

根据财权与行政权相结合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分为中央税种；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分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适合地方征收管理的税种分为地方税。

中央政府的固定税收和收入包括:海关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外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铁路部门、银行总行和保险公司缴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缴纳的利润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

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中央分担75%，地方分担25%)、资源税(海洋石油资源属于中央，资源税属于地方)、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分别分担50%)。

地方财政固定税及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路、银行、保险)、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银行、非银行金融企业)、地方企业缴纳的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路、银行、保险)、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国有土地增值税

2.明确中央和地方支出的划分

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作所需的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

地方财政主要负责地方各级政府机关运行所需的支出，以及地方经济和事业发展所需的支出。

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退税

1994年以后，退税额在1993年基数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增加幅度由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下简称“两税”)平均增长率的1: 0.3确定。也就是说，上述“两税”每增加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就会增加0.3%。

4.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

为了逐步实现区域财政收入公平，平衡区域财力差距，向困难地区倾斜，建立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从1995年起，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根据客观因素计算确定各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以各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依据。

总的来说，分税制的实施优化了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提高了宏观调控能力。“两个比例”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7%提高到2015年的22.2%；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2%。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这一比例上升到55.7%(包括中央政府应回归地方政府的93年基数)，并且这一趋势长期保持。同时分税制改革打破了地方分割和藩属经济，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三，完善分税制已经上路

自1994年以来，财政部在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调整和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方法，将财政支出从注重经济建设转向注重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为导向的财政体制。

1.收入制度改革逐步微调

1996年，为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进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逐步将大量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增加政府可支配收入规模。

2002年实行所得税收入分成改革，将中央和地方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改为中央和地方统一比例分享所得税收入。2002年，中央和地方分享所得税收入的50%；2003年以后，60%由中央政府分担，40%由地方政府分担。

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2009年，为了规范政府收费行为，促进节能减排，筹集交通建设资金，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地方政府取消了6项养路费，改为增加成品油消费税的单位税额。

2.公共财政导向的支出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一举解决了“收入”问题，但“支出”问题却因其复杂性而无法一蹴而就。为此，国家以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为例，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快速运行。

199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预算法。对国家预算管理事项作出全面规定，明确预算管理改革方向，预算管理从此依法实施。

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预算法实施条例》，对预算法要求的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实际操作的内容、标准和程序，完善了公共预算编制的方法和手段，增强了预算约束力。

1998年，金融改革的目标显然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金融框架。

2000年，财政部选择了一些中央部委试行部门预算，要求各部门负责人都是自己的“财政部长”，这样每个部门都有一个预算，部门的所有收支都反映在一个预算中，从而正式开始进行部门预算改革。

2001年，中央政府启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了以国库单一账户为基础，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国库管理制度。所有政府资金在单一国库账户体系下运作，有效提高了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

2003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被称为“阳光下的交易”的政府采购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005年，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提高预算透明度，国务院通过了符合国外通行做法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并决定在2006年下半年编制2007年预算时正式实施。

2006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完善和推进地方部门预算改革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007年，中央各部门和省级政府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第四，历史的奇迹，回望分税制

“我们不能高估金融体系改革的成功。”

——朱总理

当我们回顾1994年时，今年是重建我们金融体系的一年。旧体制被打破，框架被重建，为以后20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使现在的金融体系可以追溯到1994年。

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范围，重建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1994年，被称为“经济宪法”的预算法正式实施，从此财务管理受法律管辖。

1994年，政府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金融发行货币成为历史，结束了过热的通货膨胀。

2012年，前财政部长评论“分税制”改革:“1994年中国的财税改革是中国乃至世界财税史上的奇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税制和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为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至今已有18年，并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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