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第15条第2款中若干具体内容的理解

第15条第2款中“相同或类似货物”、“合同、商业交易”和“他人商标”的概念具体而明确，在适用上没有太大争议，而“在先使用”、“其他关系”和“知道”则是很有分寸的不确定概念空。第15 (2)条在制止恶意注册方面的作用取决于对这些不确定概念的解释。

1先前使用

其他人的商标在申请注册前已经在中国大陆使用过，这种使用不需要有一定的影响力或任何程度的知名度。这种理解在实践中应该是一致的，主要问题在于“使用”行为本身的定义。

第十五条第二款中的商标使用纠纷也来源于《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在理论和实践中规定的商标使用纠纷。一种观点认为，“在先使用”必须发生在中国的商品流通中，并能起到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裁定，在制造或者加工的产品上以贴标或者其他方式使用商标，只要存在区分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就应当认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商标试用标准列出了优先使用的方式，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实际销售、商标的推广以及标有竞争商标的商品/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实际准备活动。这一定义符合商标法对商标使用的要求，也符合第十五条的规范目的。实践中也有商标的委托设计人基于委托关系知道委托人的商标标识并先行注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标识是以商标标识为目的而创设的，但受托人严重违反了诚信，但由于不具备作为商标的基本前提，很难通过该条款进行规制。本文同意上述观点。《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从使用方式和目的上对使用行为进行了界定，适用于与《商标法》相关的所有程序。但应根据不同条款的不同程序和规范目的，对使用强度和效果做出不同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第15条第2款中的“事先使用”不应有更高的要求。在先使用的效力范围可以达到商标申请人，或者商标申请人知道与其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已经在先使用该商标的，视为符合“在先使用”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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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商标审判标准清单，它包括:亲属关系、劳动关系(在审判标准中表述为从属关系)、营业地址的邻近性、达成代理和代表关系的协商但无代理和代表关系、达成合同和商业关系的协商但无合同和商业关系。北京高院的审理标准和审理指南采取公开陈述的方式，将人们因某种联系可以知道他人商标的情形也归为其他关系。

(1)“其他关系”的性质

第十五条为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抢注规则不以商标受欢迎程度为前提，突破保护未注册商标的一般机制，因此在其他方面设置条件进行平衡。代理人、代表和合同中的业务关系属于业务联系或工作关系。鉴于这两段是一段的扩展，其他关系是合同业务关系的扩展。对于“其他关系”的定义是否应限于商业联系的层面，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台湾省在适用类似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其他”一词表示其他关系应与所列关系相似，该条款已扩展适用《巴黎公约》，故对含义的解释不应从宽。[14]

本文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其他关系应仅限于那些在性质上类似于契约性商业交往的关系。但从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和恶意登记的现状来看，有目的的扩大为宜，其他关系不限于商业关系或职责地位关系。这一认识已被司法解释和审判标准所采纳。

(2)地理关系的范围

司法解释明确将企业地址的邻近性定义为其他关系的具体情况，但“邻近性”也有很大的解释空。在“嘉露”商标无效宣告案中，一审判决指出，虽然原告主张第三人与其同城的竞争对手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的“其他关系”，但从事实上可以认定，商标申请人的第三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而原告的住所是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因此，本案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认的行政案件，在“火炬与图”商标未注册复审案中，一审判决指出:考虑到原告与上述在先用户位于浙江省，且经营地址较近，应当知道“火炬”牌节能灯的在先销售，因此可以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关系”[16]。上述两种情况在“邻近”的定义标准上有明显的差距。

本文认为，“邻近”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从行政区划来看，同一省、市、区可以作为邻近性的判断因素；其次，地理距离也可以作为参考因素。即使不是同一个省、地区、城市，也可能因为地理距离的接近而有“接近”的可能。最后，在判断是否构成恶意注册时，地理邻近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接近度”也要根据案件事实综合判断，如标识的原创性、相似程度、注册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等。

(3)其他关系和认识

第十五条两款都规定了商标注册人因与他人有某种关系而知悉他人商标和抢注的行为。那么，知道的内容和注册商标有因果关系吗？在职位(代表、劳动关系)和地位(亲属)的关系中，一般与某一特定商标的运作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显然不能做出这种要求。在民商事关系中，如代理、合同、商务关系等，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商标，有的可能与商标无关(如普通房屋租赁、商务合作等)。).是否要求注册商标直接来自业务关系？

第十五条两款都没有规定注册商标必须是直接涉及双方业务关系的商标。从法律的来源和目的来看，本文中的违反诚实信用应当达到相当程度。但从实际出发，只是将双方的业务联系作为了解他人商标的一种方式，并不要求以业务联系中直接涉及的商标为前提，在业务地址相近的情况下，不涉及与商标相关的直接联系。

3了解

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明显的恶意抢注行为，表现为商标注册人因特定关系的存在而明确知道他人商标和抢注的存在。所以本段商标注册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知道，不包括知道。否则，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将被不适当地扩大，这与商标保护的基本政策相矛盾，并加剧了与第32条后半部分的重叠。

但明知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态度，需要根据案件事实做出判断，除非当事人明确承认。本文赞同周立廷法官的观点，即“知道”应理解为包括“证明知道”和“推定知道”[17]。在裁决文书中，不应使用“应当知道”一词，而应与法律相一致。在一些判决中，“应当知道”一词[18]实际上应被推定为知道。

四.摘要:法律重叠情况下的法律适用

第15条第2款是第1款的有限扩展。在立法过程中，权衡和权衡了注册原则下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诚信原则的实施和商业商标保护制度逻辑的一致性、遵守国际公约和考虑国情等问题。在这一条款的具体应用中，也应如此。

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在适用对象和构成要件上有重叠和重叠。如何适用法律，是办案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判决会因为某个理由的成立而以其他理由不予审理[19]，有的判决会进行审理[20]。

本文认为，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评价请求，除法律法规相互排斥的情形外，如分别适用于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的情形，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考虑，如涉及驰名商标时“按需识别”原则的要求，当事人的所有请求都应进行相应的评论和识别。针对上述四个条款，在应用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第十五条两款有明确区分，所以两款的关系是选其一。一段成立，另一段不成立。

(2)第13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之间可能同时适用。

(3)第32条的后半部分和第15条的两款之间有同时适用的可能性。

评论:

[1]见《商标评审指南》，工商出版社，1996年10月，第32页。

[2]《商标法解释一一》(101版)，经济部知识产权局编，第98页，第117-119页。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40页。

[4]关于第15 (1)条是否仅适用于未注册商标，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北京高院审理指南所代表的意见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商标应为未注册商标，因此本文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第十五条第(一)项。

[5]孔祥俊《商标法应用基本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9月，第44页。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在苏州商标案的判决中的陈述:代理或代表关系是一种具有可靠性的特殊法律关系，因此代理人或代表人负有特殊的忠诚和勤勉义务，必须按照委托人或代表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和行为。第十五条特殊法律关系应当由委托人或者代理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给予特殊保护。只要特定商标属于委托人或代理人，代理人或代理人就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基本的商业道德行事，不得擅自注册。

[7]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兴初字第3765号行政判决书。

[8]参见姜立伟:从制度解释的角度看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

[9]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字第6223号行政判决书。

[10]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智行子楚第1028号行政判决书。

[1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兴初字第1689号行政判决书。

[1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人民法院第138号行政判决书。

[13]臧说商标评审，中国工商出版社，2017年1月，第69页。

[14)《商标法逐条解释》(101版)，经济部知识产权局编，第117页。

[1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字第9626号行政判决书。

[16]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字第6170号行政判决书。

[17]周立廷《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司法认定，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12期。

[18]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字第4830号行政判决书。

[[1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经验字第3802号行政判决书。

[2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刑经第3880号行政判决书